譯者個性審美偏好對譯作的影響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審美偏好，譯者也不例外。即便是不同文化的作品，譯者在選取時也會受到個性審美偏好的左右，選取更易于理解的原作，從而對譯作的產(chǎn)生起到積極作用。
著名作家冰心，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譯家。她的譯作，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堪稱佳譯。她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選擇了與自己性情相近,很符合自己情趣口味的作品,熟悉冰心作品的人知道她的作品婉約典雅、輕靈雋麗、凝煉流暢，因而從語言表達、審美意境方面,泰戈爾的這首詩都與冰心的風格相合。也正因為如此,冰心才能充分地理解了泰戈爾作品,并積極發(fā)揮譯者主體性作用，成功地再現(xiàn)了原作的藝術(shù)形象。
       中國譯界另一大家，“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譯宇宙文章”的林語堂，翻譯了許多中國古典作品，他的譯作在當時風靡了歐美國家,行銷不衰,這與其充分發(fā)揮譯者主體性是緊密相關(guān)的。他非常崇尚閑適自然,悠然自得,輕松溫雅,幽默詼諧,因此他在選擇作品時“譯有所好”,有選擇地翻譯。這樣在翻譯過程中也更加易于理解作品，產(chǎn)生共鳴，易于駕馭?！囤ち巫佑巍分芯陀幸黄危勤ち茸釉朴沃烈惶?，看到王公貴人們正推杯換盞,便進去乞食,“雙眸炯碧,意度軒軒”,高唱《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字里行間處處滲透出閑適悠然。
林語堂譯為“Dewdropsonflowers,/Oh,howgay!/Fearnotthecuttingwind,/Butdreadthecomingday”（林語堂2002:46—47）。這一句詩，也是音韻和諧,將那番情景重現(xiàn)在讀者面前，清新而自然。
       譯者文化底蘊對譯作的影響
       文化是個很廣的范疇，譯者的文化底蘊會潛移默化地對譯作產(chǎn)生影響。 對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詩人龐德成功地翻譯了不少中國詩歌,其中有一首李白的《長干行》,“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龐德把它譯為:Atfifteen,Istoppedscowling,/Idesiredmydusttobemingledwithyours,/Foreverandforeverandforever,/WhyshouldIclimbthelookout?耳熟能詳?shù)某烧Z“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就出自此詩，它描述中國傳統(tǒng)的、堅貞的夫妻之情。譯作基本上秉承了原詩的整體韻味,但嚴格地說,龐德在譯這首詩的時候,并沒有句比字譯,“常存抱柱信”就在譯語中出現(xiàn)缺失,這就是原詩文化的缺失。
       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在譯界有口皆碑:語言譯得地道,讀起來有英國味?；艨怂沟氐赖挠奖磉_在譯本中比比皆是。如眾口交贊的詩歌《好了歌》,將“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翻譯成“Acaseof‘thetoadonthegroundwantingtoeatthegooseinthesky’”(英語成語“awild-goosechase”意為“徒勞的追求，白費力氣”,霍克斯用“goose”代替“swan”,西方讀者更理解)諸如此類歸化式翻譯,在霍克斯英譯本中信手拈來,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主體性，讓譯文讀者也感覺到譯者在讀原著所時感受到的快樂。
       以上詩歌翻譯的實例從不同的方面體現(xiàn)了譯者的主體性對譯作的影響，在這個跨文化活動中,它們并非僅僅是對譯者的羈絆和約束,而是譯者正確發(fā)揮主體性的訣竅,是譯者的潛力所在，因此我們應該挖掘并探討這些因素的作用并對其重視。譯者主體性研究會有助于人們加深對整個翻譯過程的新探索，可以為翻譯批評提供新視角和新思路，對翻譯學及其學科建設方面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作用。因此譯學研究不能忽視對譯者在北京翻譯公司跨文化翻譯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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