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個性審美偏好對譯作的影響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審美偏好，譯者也不例外。即便是不同文化的作品，譯者在選取時也會受到個性審美偏好的左右，選取更易于理解的原作，從而對譯作的產(chǎn)生起到積極作用。
著名作家冰心，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譯家。她的譯作，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堪稱佳譯。她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選擇了與自己性情相近,很符合自己情趣口味的作品,熟悉冰心作品的人知道她的作品婉約典雅、輕靈雋麗、凝煉流暢，因而從語言表達、審美意境方面,泰戈爾的這首詩都與冰心的風(fēng)格相合。也正因為如此,冰心才能充分地理解了泰戈爾作品,并積極發(fā)揮譯者主體性作用，成功地再現(xiàn)了原作的藝術(shù)形象。
       中國譯界另一大家，“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譯宇宙文章”的林語堂，翻譯了許多中國古典作品，他的譯作在當(dāng)時風(fēng)靡了歐美國家,行銷不衰,這與其充分發(fā)揮譯者主體性是緊密相關(guān)的。他非常崇尚閑適自然,悠然自得,輕松溫雅,幽默詼諧,因此他在選擇作品時“譯有所好”,有選擇地翻譯。這樣在翻譯過程中也更加易于理解作品，產(chǎn)生共鳴，易于駕馭?！囤ち巫佑巍分芯陀幸黄?，是冥寥子云游至一處，看到王公貴人們正推杯換盞,便進去乞食,“雙眸炯碧,意度軒軒”,高唱《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fēng)至,但畏朝陽生”,字里行間處處滲透出閑適悠然。
林語堂譯為“Dewdropsonflowers,/Oh,howgay!/Fearnotthecuttingwind,/Butdreadthecomingday”（林語堂2002:46—47）。這一句詩，也是音韻和諧,將那番情景重現(xiàn)在讀者面前，清新而自然。
       譯者文化底蘊對譯作的影響
       文化是個很廣的范疇，譯者的文化底蘊會潛移默化地對譯作產(chǎn)生影響。 對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詩人龐德成功地翻譯了不少中國詩歌,其中有一首李白的《長干行》,“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龐德把它譯為:Atfifteen,Istoppedscowling,/Idesiredmydusttobemingledwithyours,/Foreverandforeverandforever,/WhyshouldIclimbthelookout?耳熟能詳?shù)某烧Z“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就出自此詩，它描述中國傳統(tǒng)的、堅貞的夫妻之情。譯作基本上秉承了原詩的整體韻味,但嚴(yán)格地說,龐德在譯這首詩的時候,并沒有句比字譯,“常存抱柱信”就在譯語中出現(xiàn)缺失,這就是原詩文化的缺失。
       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在譯界有口皆碑:語言譯得地道,讀起來有英國味?；艨怂沟氐赖挠奖磉_在譯本中比比皆是。如眾口交贊的詩歌《好了歌》,將“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翻譯成“Acaseof‘thetoadonthegroundwantingtoeatthegooseinthesky’”(英語成語“awild-goosechase”意為“徒勞的追求，白費力氣”,霍克斯用“goose”代替“swan”,西方讀者更理解)諸如此類歸化式翻譯,在霍克斯英譯本中信手拈來,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主體性，讓譯文讀者也感覺到譯者在讀原著所時感受到的快樂。
       以上詩歌翻譯的實例從不同的方面體現(xiàn)了譯者的主體性對譯作的影響，在這個跨文化活動中,它們并非僅僅是對譯者的羈絆和約束,而是譯者正確發(fā)揮主體性的訣竅,是譯者的潛力所在，因此我們應(yīng)該挖掘并探討這些因素的作用并對其重視。譯者主體性研究會有助于人們加深對整個翻譯過程的新探索，可以為翻譯批評提供新視角和新思路，對翻譯學(xué)及其學(xué)科建設(shè)方面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dǎo)作用。因此譯學(xué)研究不能忽視對譯者在北京翻譯公司跨文化翻譯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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