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主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辨析

在翻譯時，所謂“占有性”的主體性概念是將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開，形成孤立的主體，凌駕在客體之上。意義的產(chǎn)生如果僅僅來自于主體，其性質(zhì)肯定是片面和單調(diào)的。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則實現(xiàn)了主客體的有機轉(zhuǎn)換，成為一種互為主體的關(guān)系。意義產(chǎn)生于這種互動的對話關(guān)系中，表達著在這種對話關(guān)系中多個主體的意志。哲學界和文學界對主體性的討論，以人們普遍贊同主體性走向衰落、贊同交往主體性取代主體性而逐漸平息。而此時，翻譯主體性的研究卻悄然興起，并成為翻譯研究學科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領(lǐng)域。這似乎有一點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我們研究一下翻譯的本質(zhì)，研究一下翻譯活動長期以來所遭受的種種忽視和譯者所遭受的種種蔑視，我們就會認識到，翻譯主體性研究的興起，恰恰就是對文學主體性，即在翻譯活動中表現(xiàn)出的作者主體性的反駁和批判。在文學翻譯活動中，作者、譯者和讀者是活動中的三個非常重要的行為體。當今翻譯研究中將翻譯主體性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提出，其本質(zhì)上是在對千百年來以“忠實”“對等”的作者主體性提出質(zhì)問。在傳統(tǒng)翻譯理論中，翻譯總是作為原文的“副本”而出現(xiàn)的，原文對于譯文具有絕對的權(quán)力;同理，譯者的地位也是低于原文作者的地位，是原文作者的“仆人”。翻譯主體性的研究，尤其是對譯者主體性和包括讀者在內(nèi)的譯語文化主體性的研究和強調(diào)，顛覆了長期以來作者高高凌駕在譯者之上的絕對權(quán)威。翻譯主體性研究的興起直接動搖了幾千年以來傳統(tǒng)體論的翻譯理論和標準如高樓大廈因地震崩塌一樣轟然倒地、因此.翻譯主體性研究并不是針對主體性黃昏的反其通而行之，而同樣是對占有性主體性的否認。在這種否定中，譯者主體性得以顯現(xiàn)。
      但是.對譯者主體性的承認和重視，并不是取消原文作者在翻譯活動中所具有的主體性作用，而是對翻譯活動中多種主體性的認識和強調(diào)。也就是說，翻譯主體性的研究實質(zhì)上是翻譯主體問性的研究.這正好符合了上而所提到的主體性理論的發(fā)展趨勢，在翻譯主體性研究中、作者主休性研究轉(zhuǎn)向了譯者主休性研究，轉(zhuǎn)向了以譯者為中心的多個主體的研究和以作者、譯者和讀者互為主體的主體問性研究，表現(xiàn)了當代翻譯研究的一革命性變革和翻譯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變化。
      我們知道，翻譯行為包括了從源語文化、作者、譯者、譯著、讀者到譯語文化的諸多構(gòu)成因素。源語文化、作者、和作品可以簡單地看做是翻譯活動的一方;而譯者、i爺著、讀者和譯語文化則是另·方。翻譯研究的重心從源語文化轉(zhuǎn)向譯語文化轉(zhuǎn)，翻譯語文化對源語文化的接受;從作品的意義轉(zhuǎn)向在譯文中的意義.垂構(gòu);從作者的意圖轉(zhuǎn)向譯者和讀者的闡釋;作者主休性的消解和i予者主體性的彰顯恰恰說明了超驗的、恒定的理性主體性的衰落和對話性的、多向度的交互主體的崛起。翻譯研究在受惠于哲學和文藝學的同時，也為哲學和文藝學中的主體性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解釋角度。
      正如巴斯內(nèi)特所指出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圍繞著翻譯主體性，尤其是譯者主體性的討淪展開:.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以及女性主義翻譯理淪的核心就是對翻譯主體性的強調(diào)和張揚〔巴斯內(nèi)特、勒菲弗爾、赫曼斯等都對翻譯的主體性做了較詳細的闡述，提出了翻譯是對原文的“操縱”和“改寫”，尤其強調(diào)了翻譯中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主體作用;這只手就是譯者身后的譯語歷史、社會和文化;韋努蒂將“’抵抗式翻譯”作為譯者主體性的表達方式，表現(xiàn)在后殖民語境中，弱小文化抵抗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殖民主義統(tǒng)治，捍衛(wèi)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在坎博斯的“食人主義”理論中，作為譯語文化的弱小文化對作為源語文化的強勢文化的“吞食”和“消化”，改變了長期以來弱小文化甘居邊緣、甘為他者的卑懦形象，譯者的主體作用得到極致的發(fā)揮，翻譯成為了一種文化身份的表達方式。
      此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所表現(xiàn)的女性譯者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對主體身份的訴求，也為翻譯的主體性研究提洪了一個新的角度;女性譯者的主體性是翻澤主體性的重要部分，女性譯者話語是譯者主體性研究中的主要話語，女性譯者在歷史上經(jīng)歷了比男性譯者更多的被輕視和遮蔽的傷害，而這種傷害有時恰恰來自男性譯者。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和西蒙通過對翻譯如何被“女性化”、翻譯中女性譯者又如何被“隱沒化”的歷史社會原因的調(diào)查，將翻譯置于女權(quán)運動以及在這場運動中對“父權(quán)”語言的批判的背景中，彰顯了女性譯者對作為“女性禁區(qū)”的作品的大膽介人以及被男性譯者所“遺棄”的作品的挽救性翻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代西方翻譯理論中的翻譯主體性研究，由于其所依據(jù)的解構(gòu)主義哲學基礎(chǔ)已經(jīng)超越了闡釋學意義上的翻譯主體性解讀，而將視野投向了翻譯主體性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使得翻譯主體性研究在西方后殖民語境中，具有強烈的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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